2017年4月，平壤的春天来得迟缓。李英子站在顺安机场的玻璃幕墙后，看着那架来自北京的航班缓缓滑入停机坪。她下意识地挺直脊背——这是七年导游生涯养成的肌肉记忆，每一寸仪态都在说：看，这就是我们朝鲜女性的精神面貌。
旅行团走出来时，李英子第一眼注意到的是色彩。
不是衣服的颜色——那些冲锋衣、运动鞋她见多了。是那个女人手中的包：爱马仕橙，在平壤铅灰色的天空下，鲜艳得像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。
“李导是吗？辛苦了。”女人递过来一瓶水。
瓶身上“依云”两个字，李英子不认识，但瓶身的设计、那层未拆的塑料膜、还有透过瓶子看到的清澈液体，都在无声地报价：这瓶水，大概抵得上她三天工资。
“谢谢，我有水。”李英子拍了拍自己的军用水壶。壶里装的是早上烧开后晾凉的、带着铁锈味的自来水。
展开剩余88%大巴车驶向市区。李英子拿起话筒，开始背诵那些已经融入血液的解说词：“平壤是世界上绿化率最高的首都之一，在伟大领袖的关怀下……”
她的余光却无法离开第三排那个年轻女孩。
女孩大概二十岁，正从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。不是李英子在涉外商店橱窗里见过的那种简装巧克力，这一块包装精致得像艺术品。女孩撕开金色锡纸，掰下一小块，放进嘴里。
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李英子屏住呼吸的动作——她把剩下的大半块巧克力，随手递给邻座的老人：“爷爷，您尝尝，这个不甜。”
老人摆摆手：“血糖高，不能吃。”
女孩耸耸肩，把巧克力放回包装纸，塞进了座椅背袋里。就像扔掉一团用过的纸巾。
李英子的喉咙发紧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巧克力只出现过两次：七岁那年，父亲作为劳动模范去东欧交流，带回一块半个手掌大的巧克力。全家五口人分了七天吃完，每天只能舔指甲盖大小的一点。还有一次是考上导游学院，教官奖励了她一块——只有拇指大，她吃了整整一个月，每次只用舌尖碰一下。
而现在，大半块巧克力，就被这样遗弃在巴士座椅的网袋里，像一件无足轻重的垃圾。
下午参观万寿台纪念碑时，李英子目睹了更让她心神震荡的一幕。
爱马仕女士在拍照间隙拧开一瓶新的矿泉水，喝了两口，忽然皱眉：“这水有股塑料味。”她随手将还剩大半瓶的水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塑料瓶撞击桶壁的声音，清脆得像耳光。
李英子的手指攥紧了导游旗的金属杆。在她生活的世界里，水是需要计算的资源：每月每户八立方，要去公共水站排队接。母亲总是叮嘱，喝剩的水可以洗菜，洗菜的水可以擦地，擦地的水可以冲厕所。每一滴水都有它的去处，像计划经济里的每一个公民，都有自己被安排好的位置。
而这半瓶水——这瓶从阿尔卑斯山采集、跨越半个地球、在平壤的春天里保持着冰凉温度的水——就这样被遗弃了。
不是因为喝完了，不是因为变质了。只是因为“有股塑料味”。
“李导，你不热吗？”女孩走过来，递给李英子一张纸巾，“你流了好多汗。”
李英子接过纸巾。柔软，洁白，带着淡淡的香气。在她的包里，只有粗糙的再生纸手帕，洗过很多次，边缘已经起毛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，没有擦汗，而是把纸巾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晚上在羊角岛饭店，爱马仕女士叫住李英子。
“李导，来我房间一下。”她压低声音，“有事请教。”
房间门关上后，女人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纸盒。打开，里面是五包方便面——不是李英子熟悉的“黎明牌”，而是印着中文的“康师傅”。
“这个，你们这儿能帮忙煮一下吗？”女人问，“我们付加工费。”
李英子盯着那些包装袋。鲜艳的红，诱人的图片，每一包都像在无声地呐喊：看看我，我比你国家的方便面更好、更香、更有味道。
“饭店有规定……”
“我明白。”女人打断她，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百元人民币，“这是小费。面条煮好送过来就行。”
两张红色的纸币，躺在女人保养得宜的手心里。李英子快速计算：这两百元，相当于她四个月工资，在黑市可以换到二十斤大米，或者十斤猪肉，或者——她看向那几包方便面——大概一百包“黎明牌”。
“我试试。”她说，接过钱和方便面。
走出房间时，李英子的手心全是汗。纸币被她攥得发烫，像两块烧红的炭。
后半夜，李英子失眠了。
她躺在宿舍狭窄的单人床上，眼前反复闪现那些画面：被遗弃的巧克力，被扔掉的水，女人递钱时理所当然的表情。还有更早的记忆——父亲带回来的那块巧克力，全家围坐分食的夜晚，弟弟因为多舔了一下被母亲轻打手背。
她忽然坐起来，从包里掏出那两块一百元人民币。月光透过窗帘缝隙，照在毛泽东头像上。这是她第一次拥有“外汇”，而且是如此轻易地获得。
第二天早上，在巴士发动前，李英子做了一件她事后会反复回想的事。
她走到第三排，对那个女孩说：“昨天那块巧克力……如果你不吃了，可以给我吗？”
女孩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当然可以！”她从座椅背袋里掏出巧克力，金锡纸已经皱了，“不过可能有点化了。”
“没关系。”李英子接过，迅速放进口袋。
巧克力在她口袋里，隔着布料传来轻微的体温。它确实化了，变得柔软，但形状还在。
当晚，李英子在宿舍的公共洗手间里，完成了她的第一次“资本主义体验”。
她锁上门，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——这是为了掩盖声音。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剥开锡纸。巧克力已经变形，但香气更浓了，那种甜腻的、奢侈的、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气味弥漫开来。
她掰下一小块，放进嘴里。
甜。首先是纯粹的、暴力的甜，像一记直拳击中味蕾。然后是柔滑，巧克力在37度的口腔温度下迅速融化，包裹住每一颗味蕾。最后是余味，一丝淡淡的苦，让甜不至于令人作呕。
李英子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，慢慢咀嚼，让这陌生的味道渗入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她想起导游培训时的警告：“资本主义用糖衣炮弹腐蚀我们的意志。”现在她明白了，糖衣是真的甜，而炮弹——也许就是这种甜带来的、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。
她吃完了整块巧克力。手指上沾着棕色的痕迹，她舔干净，连指纹里的都不放过。
然后她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眼泪，混着巧克力的甜腻，流进嘴角，变成咸涩的滋味。
旅行团离开那天，爱马仕女士在安检口前塞给李英子一个信封。
“一点心意，别推辞。”
李英子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厚度告诉她，至少一千元。
“这不合适……”
“合适。”女人拍拍她的手，“买点好吃的，你看你瘦的。”
李英子低头看自己洗得发白的制服，再看女人精致的妆容、保养得当的双手。两个世界，被一道海关线隔开，却在这一刻，通过一个信封，发生了短暂而危险的连接。
大巴车驶离后，李英子没有立刻离开。她坐在机场的长椅上，打开信封——二十张一百元人民币，崭新，连号。
她抽出两张，把剩下的放进贴身口袋。然后她走到机场小卖部，用那两百元外汇券（她特意兑换的），买了一条“黎明牌”巧克力。
回到长椅，她拆开包装。巧克力是深褐色的，表面粗糙，散发着廉价的代可可脂气味。她掰下一块，放进嘴里。
硬，甜得发齁，有股化学品的余味。和她昨天吃的那块“德芙”，完全是两种物质。
但她还是吃完了整条。不是因为好吃，是因为她想记住这个味道——祖国的味道，配给的味道，匮乏的味道。
当晚，李英子把那一千八百元分成三份：六百元藏进床板下，六百元换成朝币明天交给母亲，剩下的六百元——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熄灯前，她打开笔记本，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道：
“2017年4月12日。今天我知道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巧克力可以不好吃。第二，人可以因为巧克力不好吃，就把它扔掉。”
“而我们，连不好吃的巧克力都要省着吃。”
在黑暗中，她舔了舔嘴唇——那里还残留着两种巧克力的味道：一种是甜的匮乏，一种是匮乏的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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