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夏末的宜宾江面闷热难当，江水翻着气泡，茶馆里的蒲扇挥得飞快。就在这一天，42岁的川南富绅刘文彩坐进曹荣光设下的酒局，一抬眼便被靠墙而立的少女凌君如定住视线。那姑娘才16岁，眼线微挑，披肩卷发配一袭白绸旗袍，像从银幕里走出来似的。曹荣光看出端倪，捧起酒盅笑道：“老刘，这位表演可好？”一句半玩笑话，便把凌君如“让”了出去。川南上流社会的风月交易，常常就是这么一句话的事。
凌君如从此改口称刘文彩“先生”，住进冠英街那栋三层洋楼。楼外是青石板与檐角风铃，楼内全是从上海运来的梳妆台、留声机、法国香氛。刘文彩虽然不识多少字，却懂得拿钱堆砌浪漫，他一次性采买五十多口大箱子的新衣，足足四百双绣花鞋，有鞋跟上缀着金铃，铃声清脆，连仆人都说“像猫儿在走路”。
当时的四川正处军阀反复角力时期，地方豪绅与官府勾连，刘文彩的钱脉也由此越掘越深。凌君如在这座浮华宅院里，过得像演员，更像策划者。她喜欢逛不同的戏院，而不是刘家包座的“崇大戏院”。每回换戏院，都是一场“行头秀”；黄包车停稳，她提裙露出细长小腿，香味早已顺街扑散，连挑担卖糖的老人都要探头张望。
展开剩余69%刘文彩的正室杨仲华脾气火爆，一闻陌生香气就炸开。某夜，杨仲华拽住刘文彩衣襟，质问：“你又去哪里鬼混？”刘文彩索性摆手：“认了，我不会离开她。”夫妻摔打声惊动仆人，刘文彩拂袖而走，夜半钻进冠英街洋楼。此后，他干脆把这栋楼作为第二个家，隔三岔五就住过来。
凌君如的手腕不止在妆点。一次打牌，她带来表妹梁慧玲，明知刘文彩好色，却偏偏把表妹推到檐下。没出一周，刘文彩便在公馆设宴，说要纳梁慧玲为四姨太。这样一来，两姐妹合围，杨仲华在大宅里叫苦不迭。
1940年前后，刘文彩把大量产业转去成都、重庆，冠英街的洋楼只剩管家打点。凌君如担心“晚来一步财产旁落”，竟鼓捣出“一胎三子”计，她早就结扎，于是悄悄雇来三个孕妇，自己塞棉花绑肚皮作戏。成都社交圈风闻她怀上刘家“长孙”，礼金往冠英街送得跟下饺子一样。刘文彩乐昏了头，随手又签下一笔产业给她掌管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场闹剧没被刘文彩识破，却被四姨太梁慧玲看穿。梁姨太算账精确，对大房二房小心维系，却对表姐渐生嫌隙。刘文彩又添五姨太王玉清后，梁慧玲心灰，提出“握手散伙”。彼时刘文彩宠幸新欢，爽快放行。这位聪明女人带走数件首饰与儿女离开，几年后尝试回家，已被拒门外。
1942年，日本飞机轰炸川南，凌君如携随从逃回宜宾老巷。刘文彩的冠英街房子仍在，却被军政机关征用，租金只够糊口。昔日出门六辆黄包车开道的排场，一夜消散。凌君如常倚窗发呆，看见别家太太仍能戴真丝手套进戏院，嘴角抽搐几下就转身进房；留声机没电，香水空瓶积了灰。
1949年9月13日，刘文彩病逝成都。噩耗传来，34岁的凌君如带着寥寥随行赶至丧礼。刘家子侄以“非嫡非妻”拒她入灵堂，她站在门口三个时辰，终落得满身尘土而返。次年，川西土地改革，冠英街洋楼被没收，用作公办宿舍，凌君如被赶回宗场镇。她卖过首饰，换得几月温饱，终究还是坐吃山空。
1962年春，宜宾街头出现一个戴破草帽、穿褪色蓝布衣的老太太。她腰背微驼，仍用檀香残粉往脖颈抹，一抬头却能看出旧日风情。小贩认出来人，唤她“凌三姨”，她苦笑摇手：“三姨早就死咯。”那晚，凌君如借宿废弃祠堂，第二天把人捐给她的绣花枕头、烂锦缎拿去摆摊，再也没人见过她。地方志只留下一句很淡的文字：“约六十年代初，凌氏客死宜宾，年四十余。”
凌君如的照片如今散见于旧报，《西南公论》1937年春季号曾刊出她与川剧名伶同框的黑白照，纤颈如玉，眼尾带笑，确实不输当时的影后胡蝶。然而照片定格的是光影，不是命运。她以美色作赌注，押中一时富贵，却输掉整盘人生。刘文彩的财富滚进历史尘埃，她的香粉香早被雨打风吹去，只余几张泛黄照片静默无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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